【中文系訊】

3月18日，國立政治大學寫作中心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講座，邀請到具備「現職法官」與「文學作家」雙重身分的翁禎翊擔任主講人。講座伊始，翁法官幽默地將教室比擬為法庭：「只有刑事訴訟法的被告必須坐著聽我講話且無法離開，所以大家都是自由的，覺得無聊可以直接走出去不用覺得害臊」，迅速拉近與聽眾間的距離。

進入正題後，他點出文學寫作與法律判決寫作最大的差異，在於對「細節」與「情感」的處理。他以作家林薇晨的散文〈彼女日誌〉為例，說明文學能透過不言說的情緒與細膩的場景調度，讓讀者產生強烈共鳴，彷彿置身情境當中。反觀法律判決與當前AI所生成的文字，則往往呈現一種「過度從容的全知視角」。法官因不在案發現場，只能仰賴事後的間接證據來俯瞰並建構事實，使得判決書在宏觀上條理分明。然而，若試圖將這份判決中的某個「情感瞬間」放大檢視──例如被告當下的恐懼、被害人家屬的絕望──便會發現畫面如同「像素不足的照片」般充滿馬賽克。這無關筆力，而是法律敘事追求公平與效率的必然，先天上必須捨棄情感顆粒度的侷限。

為了具體呈現這種「全知視角」與「人性細節」之間的落差，翁法官在大螢幕上展示了自己親手撰寫的判決書。案件講述一名女子在替同居男友父親搬家時，因貨車轉彎導致坐在車斗的男友摔落身亡，其男友父親反而對該女子提告，認為其高速轉彎「別有用意」。在肅穆的法庭與最終的判決書中，這場悲劇被轉譯為平鋪直敘的法律文字：諸如女子的行為被歸類為「好意施惠」但卻符合「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的過失要件；而男友的消逝，則化作法醫相驗證明書上的「頭部鈍力損傷」等。法律的文字只能止步於客觀事實的認定與責任的分配，它無法、也不被允許去過度丈量當事人內心的悲痛與糾葛。

然而，身為法官的他，已從情侶間的LINE對話紀錄與借款合約中，看見該名女子早已為男友家背負沉重債務、自身生活無以為繼的真實痛楚。法律的文字工作止於客觀事實的認定，而文學的使命則是將這些被法條削去的血肉重新填補回去。他引用恩師作家凌性傑的提醒：不要把「明明是真的東西，卻被寫得像假的一樣」（反之亦然），這句話道出了非虛構寫作的最大挑戰──現實往往比小說更荒謬、更殘酷。寫作者必須透過極度精準的文字技術與深刻的同理心，才能將這些深沉的情感與真實的經歷，重新在紙上賦予生命，讓讀者感受到恰如其分的重量。

隨著講座進入尾聲，討論延伸散文作家的倫理挑戰，以及當代的熱門議題：人工智慧（AI）對文字工作的衝擊。面對許多人看著新聞拋出的疑問：「現在都還需要書記官打字，難道不能用AI取代嗎？」翁法官給出了一個極具洞察力且充滿人性的幽默反證：「如果我們把書記官全部變成AI的話，就沒有人打電話來對他們發洩情緒了」，這句引發現場會心一笑的話語，實際上點出了一個極其沉重的現實。司法體系處理的是案件本身，更要面對、處理人們極端又激烈負面情緒。當事人面對司法程序時的焦慮、憤怒與無助，需要一個「活生生的人」來承接。話鋒一轉，他也指出了 AI創作的致命傷。儘管AI 產出的文字邏輯嚴密、結構工整，卻帶有一種極度類似判決書式的冰冷全知感。

與此同時，翁法官也向在場聽眾分享他作為「法官作家」所嚴守的寫作倫理。當他試圖將法庭上見證的百態轉化為文學小說時，必須經過極為嚴謹的「身分重組」與「模糊化處理」，也就是隱私權的拿捏。等待案件完全塵埃落定後才開始動筆，並且以各種轉化的技巧去蕪存菁：模糊化個人資訊的同時提煉出精彩故事。這種需要高度寫作技術磨練的筆法，以及在虛實之間拿捏分寸的道德考量，同樣是AI無法理解的負重。面對AI技術的強勢發展與寫作自動化的未來，許多文字工作者感到恐慌，但翁法官卻表示他並不擔心作家這個職業會被取代。因為無論 AI 多麼厲害，它終究只是一組沒有肉身的代碼。它無法經歷流血的痛楚，更無法複製那份「對人類困境的真實同情」──亦即細膩的情緒勞動供給。這種能夠感受痛、感受愛、並願意為他人的苦難駐足的人性溫度，正是AI難以跨越的。而這份溫度，也為這場跨越了冷酷法理與溫柔感性的精彩講座，留下了深刻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