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辦公室訊】
歷史的可貴之處在於「理想戰勝現實」，但是人往往未能從歷史中學到教訓，皆因忘掉了現實。去歲（2021年）12月27日於羅家倫講堂，由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辦公室主任楊瑞松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主講「主義時代的來臨──從五四到後五四」，帶領與會者一起回顧歷史上的重要時期。

講者王汎森先指出，晚清以來思想上，每天都在重新劃分「我們」（counter history-telling）。時至民國肇建，孫文（1866-1925）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期，所確立各種法律、規章，及其樹立之政治理想，皆富含「烏托邦的衝動」。

到了五四時期，展現近代中國之「我」的解放，如陳獨秀（1879-1942）《青年》，強調個人獨立自主的人權，誠如學術泰斗余英時（1930-2021）點出，陳獨秀是從「家族本位」到「個人本位」的第一人。還有胡適（1891-1962）的易卜生主義、《貞操問題》、《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反傳統禮教的吳虞，力倡「打倒孔家店」；傅斯年（1896-1950）曾言「萬惡之原」等。

接著邁進「後五四的主義時代」，以黨國取代「我」。王汎森直言：「只有黨的我們，不能有我」；摒除「我」，造就最好的「我們」。比方1933年中國馳名的法學家吳經熊（1899-1986）認為，「憲法草案」第一條應為「中華民國為三民主義共和國」。甚至在私領域中，也不再存有「我」，最佳的例子便是30年代國民政府大力推動的「新生活運動」，倡導「國民」的責任。

此外中共也如出一轍，早期領導人惲代英（1895-1931）於1926年10月1日發表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提振「共產黨員是黨的一個細胞，共產黨細胞都要是很健全而富於活動力細胞。」

在問答環節中，楊主任援引王國維（1877-1927）「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以表示對本次講題內容的感受。另有聽眾問道，在黨國時代所高舉的「我們」，會否仍存有「群體性的我」，王汎森精闢地回應，並不認為「新團體中的我」是真正的「我」，為人應當存有一定的Resourceful，方可對抗外在的壓力，戰勝一切的困境。講座最後由楊主任致贈紀念品予王院士，圓滿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