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碩訊】
丈量所依據的標準，本身是否容有再商榷之餘地？ 社會科學學院國際學程IDAS、IMAS與IMES於4月19日聯手邀請三位訪臺政治學及公法學大師，連袂挑戰當代民主法治社會的衡量標準。本次活動承蒙於創新國際學院兼任之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吳建輝引介策畫，以及社科院國際副院長劉曉鵬之籌辦主持，讓政大師生有機會進一步與頂尖學者面對面。工作坊由諾丁漢大學的Fernando Casal Bértoa博士、中歐大學的Dimitry V. Kochenov博士、根特大學的Sarah Ganty博士，分別拋出其進行中之最新研究議題，並由政治學系教授蘇彥斌、副教授翁燕菁與談。

於劉曉鵬致歡迎詞後，首先由 Casal Bértoa 以「Parliamentary Fragmentation, (Semi-)Presidential Republics and Historical Legacies: On the Causes of Party System Instability in Asia」為題，探討「封閉政黨體系」概念。封閉政黨體系反映穩定之議會民主，然而過往研究從未以亞洲為標的。在Casal Bértoa的新書計畫中，篩選近百年亞洲民主程度尚佳之政府而非國家，並於大量文獻回顧後，於既有之多黨、極化、選制、政黨補助等假設外，納入如威權、殖民、民主化進程等要件，重新以經驗政治量化方法，體檢亞洲政黨體系。Casal Bértoa的結論中，包括一則與臺灣關係密切者：總統直選之體制，政局多不穩；然而如果堅持總統直選，則僅有採半總統制始得使執政安定。

Ganty的「Democracy and Merit: a Toxic Relationship」，著墨於鮮為公法政治學者討論的功績。告別以種族、性別等區隔公民資格的昨日，如今泛見於各國的反歧視法，儼然成為機會公平之保證。然而，Ganty質疑，在這個公平競爭機會的背後，隱藏的是法律難以介入的結構性不平等，例如歷史弱勢族裔，基於不同社會經濟因素，往往難如優勢族群般，進入頂尖大學後，利用海外實習、交換、證照等取得高薪職位。功績打造出的菁英政治（meritocracy），雖然不乏如積極平權措施介入矯正結構，但成效顯然有限。代議民主體制或許是目前功績影響最小的領域，無論學經歷一人一票。反之，候選人標榜之豐厚學經歷，以功績論其從政資格，甚至要求選民應受足夠教育等論，恐怕皆對民主有毒害。

最後，Kochenov 以「The Smoke of Constitutionalism on the Altar of Supremacy: Dialogical Rule of Law in the Hands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為題，暢談躲藏在當代公民身分公平正義修辭下的歧視觀點。對於公民，吾人早已不熱衷討論其義務；一個人出生時往往就決定其公民身分，不需要任何義務換取資格。然而回顧歐洲歷史，國家仍然繼續利用公民身分來懲罰非公民：客觀上已無必要之公民義務，成為課責外來者的藉口。國家對外來者追究其義務，如同歐盟不許其會員國接受投資移民取得歐盟公民身分。當歐盟的超國家立法優於內國立法時，如此規範無非顯示出歐盟以公民身分制裁嘗試成為其公民之外來者。公民身分成為一堵高牆。Kochenov批評，歐盟的基礎條約未置一詞的公民義務，何以成為可能？歐盟法院近年的判決，顯未遵循其要求會員國遵守之法治原則，成為無人可管的超國家決策中心。

茶敘後的討論中，蘇彥斌基於對亞洲與拉丁美洲民主體制之熟悉，與Casal Bértoa就研究方法討論如威權與殖民之假設可能的交互作用，同時於支持Ganty對功績的反思之餘，亦好奇另類的公平正義標準是否可能？翁燕菁則以本土之原住民、新住民為例，對菁英功績體制以及公民身分義務提出反饋，遺憾不周全的積極平權措施甚至強化刻板印象，階級流動需要創新的應對。最後與會師生亦就民主政黨體系比較熱烈交換意見，尤其是臺灣所反映之半總統制與政黨特質。工作坊在延長20分鐘後不得不結束，社科院國際副院長邀請眾人於5月的諾丁漢大學聯合工作坊，為民主法治議題再續前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