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日期：2026.01.15

撰文者：許哲瑋

1. 「文化研究像是戴上各種眼鏡去看世界。我們可以戴階級、性別、族群的眼鏡，看見同一個現象的不同層次，建構自身的知識體系。」
2. 「文化研究訓練的目的，是在面對多元的文本與社會現象時，運用不同的研究取徑，逐步形塑自己的知識系統。這套系統未必全對、也未必能看見全貌，但至少能產生某種洞見（insight）——提供一個可能的『切入點』，讓我們看見與他人不一樣的東西。」
3. 「唯有保有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人才能真正作為一種主體的存在狀態。」
4. 「這不是一個替學生安排好道路的學程，而是一個讓學生自己走出路來的地方。」

　　「文化研究的一個定義其實蠻簡單——就是『雜』。」政大「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下稱「亞際學程」）主任陳儒修毫不遲疑地說。語氣輕鬆，卻把他一路走來的學術路徑說得極為精準。這種「雜」，是一種跨界的能力、一種看世界的方式，體現兼容並蓄的精神。

　　獨特的學術歷程及訓練，成為他推動學程時最重要的設計邏輯：強調不全然依靠制度規範，透過鼓勵學生自由、自主地連結資源，並規劃學習路徑，從而建立跨語言、跨領域、跨區域的研究能力。因為「不設限」的課程模式，賦予了學程有機的生命力。他形容：「學程還像個嬰兒，但這五年最可貴的是，它真的在長大，也開始長出自己的方向。」

文化是生活方式的總體呈現

　　回顧自身的求學歷程，陳儒修從台大外文系出發，一路朝向電影與文化研究。「我碩士班第一堂課就在上傅柯（Michel Foucault）。」陳儒修回憶在美國奧勒崗州立大學（Oregon State University）傳播學系的就讀經歷。他才剛從台大外文系畢業，文化理論幾乎是零基礎，卻一下子被丟進傅柯的思想體系中。「對我來說，那是很關鍵的一次『開眼界』，也讓我很自然地從文學走向批判、文化研究，是『自然而然』的轉型。」

　　他特別強調，在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電影學院攻讀博士時，課程並不屬於「電影研究（Film Studies）」，而是「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與文化研究的精神極為相近。批判研究的訓練方式，讓他能理解社會的多元情境。因此，文化的內涵，正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定義是「生活方式的總體呈現」。

　　2007年加入政大廣電系至今，陳儒修皆開設電影相關課程。他的課堂內容往往會延伸到多個學門的理論資源，教學生把「看電影」作為理解社會與文化的入口。因此，融合各種文化理論成為他理解世界的常態，也是推動「亞際學程」的實踐起點：將跨界的研究姿態，轉化為制度結構中的移動與對話。

拒絕單一視角：以亞洲為方法的知識實踐

　　陳儒修認為，「亞際學程」的課程理念，是在全球知識權力失衡的背景下誕生的。「我們希望把亞洲本身視為可以生產理論的位置，而不是永遠作為被觀看的對象。」在他看來，「亞際」意味著跨區域的對話與協商，拒絕線性歷史及單ㄧ的現代性想像；「文化」一詞，則是延續文化研究的精神，強調日常生活、媒介實踐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並以此作為進入亞洲問題場域的核心，在相互連結與差異中建立問題意識。

　　他以專精的電影研究為例，西方電影美學往往強調單點透視，有一個觀看中心、一個主要視角；但東方的視覺傳統受到山水畫等影響，則發展出「多點」的觀看方式，並重視「留白」與「含蓄」，構成另一種美學策略。由此觀之，文化研究的訓練，正是要引導學生辨認「差異」背後的組織方式與觀看習慣。

　　「因此，學程嘗試推動的核心概念，不僅是認識亞洲，更希望從亞洲內部的多樣性出發，挑戰既有知識結構。對陳儒修來說，「以亞洲為方法」不只是理念，更應讓研究、學習真的往亞洲近鄰延伸；也讓學生在課程、田野、國際交流與論文主題上，將「亞際文化」的學術內涵納入研究視野。

「水到渠成」的跨校結盟：流動的學習

　　陳儒修以「水到渠成」描述政大成立亞際學程的歷程：「台聯大的亞際學程已運作十幾年，甚至可追溯到更早期的一批文化研究社群，有長期互動的基礎。因此，在跨校協調上並沒有太大阻力。」他認為學程草創初期最大的困難在於「無人知曉」，招生也需要時間發酵。隨著口碑與網絡宣傳，如今學程已逐步「開枝散葉」。他也感謝政大校方以及台聯大系統的協助，使他在經費與人力運用上能有餘裕，茁壯學程的發展。

　　在台聯大共辦學程的架構中，政大端要如何建立辨識度？陳儒修指出，每個學程都需要一個「標籤」，他將學程定位為「媒體與文化治理（Media and Cultural Governance）」。學程以傳播學院為核心，並結合外語、文學、社科學院資源，從國際傳播、媒體、政策與文化創意的視角切入亞際文化研究，形塑獨特的研究觀點。

　　關於學程的整體規劃，陳儒修聚焦學生的跨校流動性與語言實踐。全學程唯一的必修課是「亞際文化研究導論」，學生選課的自由度很高。他強調，「這種『無中心』的課程設計，學生需要具備高度的自我規劃能力，並與老師建立研究連結。」此外，在課程語言政策上，學程提供中文、英文的課程，希望培養學生面對世界各種狀況所需的多語能力，也是對多元「語境」的認識與尊重。

以「連結」作為實踐推動

　　談及學程如何「站穩腳步」，陳儒修將兩年籌備期的核心策略定調為增加「能見度」。透過影展、邀請國外學者短講，他一方面向校內外更清楚地傳遞台聯大架構下學程的宗旨與定位，另一方面也在活動之際，同步推進招生宣傳，讓潛在學生得以「看見學程、理解特色」，逐步累積關注與認同。

　　在課程體制上，他則大力推動「暑期班（Summer School）」，作為「第三學期」的實驗場域。例如以「亞洲流行文化研究」等主題設計系列講座，邀集國內外多位教師聯合授課，讓學生在短時間內完成課程時數與成果要求，提供學生彈性補強，或加速修課進度的途徑。此外，暑期班曾邀請澳洲、英國、義大利、波蘭等地的學者演講，他也能藉此機會幫助學生開拓研究及學習網絡。

　　除了課程創新，他致力於籌辦「台灣與亞洲電影史研討會」，並將其視為凝聚研究社群的關鍵環節。2024、2025年學程協助主辦兩場研討會，目的不僅在於建立學院內部的交流機制，讓師生彼此掌握研究議題與進度，更重要是替碩博士生搭建發表與對話的舞台，作為他們進入學術社群的起點。透過「交流再連結」的方式，學程得以在教學之外逐步累積長期的國際高教互動。

學程未來的想像與挑戰

　　談到學程的未來發展，陳儒修希望強化與東南亞高校的交流合作。他指出，「除了呼應政府的南向政策外，更重要的是學界自己也開始意識到，必須認真面對東南亞國家的潛力」；而且政大外語學院開設多達三十多種語種，具備充足的學習資源。他認為這正是未來亞際學程在國際連結上最具潛力、也充滿挑戰的一條路。學程將鼓勵學生接觸亞洲鄰國的高校資源，認真理解他們豐富多樣的社會與文化。

　　至於文化研究更大的結構性挑戰，則來自高等教育本身的變化。文化研究的理論不會過時，問題是在數位與平台資本主義的時代，知識越來越被當成廉價商品販售。在高教體系正往市場邏輯靠攏之際，陳儒修解釋「這時候更需要有人願意用批判的觀點，去思考AI、數位治理，及文化產業背後的權力運作。」政大「亞際學程」在台聯大系統裡，正是提供了一個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平台，重新觀看及審視當代傳播、科技與社會。

自由與選擇之間：AI與學生發展

　　「亞際學程」雖還未納入 AI（人工智慧）相關課程，然而，陳儒修斷言，「AI一定會滲入各個學門，這是遲早的事。」我們要反思的是，人文與社會科學如何在AI衝擊下，守住自己的核心價值：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藉由理解、善用AI，學生反而能重新練習閱讀與寫作，也學習對知識內容負責。

　　對於學生的發展，陳儒修直言，學程目前規模不大，也還沒有畢業生，「現在整個學程就八個學生，未來他們會走向哪裡，我還不知道。」但可以確定的是，對一個從小在標準化教育體制中長大的學生來說，願意離開常規，選擇一個沒有既定學習路線的學程，本身就是冒險與挑戰。「我們能做的，就是在這兩年裡，給學生一個可以自我賦權（empowerment）的空間。」

　　陳儒修對學生的未來表現，深感期待。然而，學生如何把亞洲視角與文化研究的所學，內化進各自的生命軌跡，仍有待時間驗證。

受訪者基本資料：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電影理論學院電影理論系博士，曾任政大傳播學院副院長、廣電系主任、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主任，並長期參與金馬獎等重要電影獎項評審工作。研究專長涵蓋台灣電影、電影理論、文化研究、流行文化與傳播新科技，對台灣電影產業及文化發展有深刻觀察與獨到見解。他推動成立政治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2026年卸任亞際學程主任，赴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University of Tartu）短期講學，開設台灣電影講座課程，持續實踐以電影作為文化交流媒介的學術理想與國際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