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文系訊】
阿拉伯語文學系及中東與中亞碩士學位學程於4月30日邀請Glasgow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Gerasimos Tsourapas蒞校演講，Tsourapas教授同時也是國際頂尖移民研究期刊《Migration Studies》的主編。

本次演講Tsourapas教授以The Geopolitics of Migration: People, Power, and Pressure作為主題，透過其所出版之兩本學術專書內容，分別對1950至2010年間埃及政府是如何利用勞動移工作為其外交工具(The Politics of Migration in Modern Egypt: Strategies for Regime Survival in Autocrac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以及中東國家是如何將敘利亞難民危機轉變為其政治與經濟方面的資源與籌碼兩項課題進行演說(Migration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ower, Mobility, and the Stat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1)。開場時Tsourapas教授先提及遷移並不僅僅是一社會現象，同時也是一項政治上的工具。雖然移民研究發源於經濟和社會學門之探討，然而該主題日益開始受到政治學界所重視。遷移主要可分為兩大類別，第一類為勞動遷徙，主要是因尋求工作機會而進行移動，並且背後也有著國家的支持與政府的允許。第二類則是被迫遷移，可能因天災人禍以及政治問題等而被迫離開家園。

首先在勞動遷徙方面，Tsourapas教授以埃及做為案例探討。就埃及政府之移民與遷徙政策來說主要可分為兩大時期，分別是1952至1970年Nasser時期，以及1981-2011Sadat與Mubarak掌政時期。在Nasser時期，埃及政府對於勞動遷徙採取嚴格的限制政策，但同時也向其他阿拉伯國家輸出教師、醫師以及工人，並將他們作為向其他阿拉伯國家宣傳泛阿拉伯主義以及反帝國主義的媒介與載體。而根據英國情治單位的紀錄與報告可見，過去埃及是有藉由其移工於葉門散播革命思想，同時埃及教師也會透過授課教材、上課方式以及口耳相傳的形式，將埃及政府想傳達的思想進行傳遞，藉此擴展泛阿拉伯主義與埃及在中東世界的影響力。這樣的案例不僅僅在埃及發生，同時在東亞的中共以及朝鮮政權也有透過類似的手段傳播特定政治理念與意識形態。到了1970年後，埃及政府對於移民政策是採取寬容且鼓勵的態度，透過輸出勞動力提供其他阿拉伯國家需要的人力資源，同時也藉此降低國內的失業率問題。然而到了1990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因埃及選擇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因而導致大量埃及移工遭到伊拉克遣返；遭到遣返的移工在回歸埃及後，進而對埃及帶來了經濟與社會上的壓力，諸如失業以及外匯的損失。於2000年時埃及高度仰賴其移工的外匯、觀光業及蘇伊士運河的收益，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波斯灣地區經濟環境受到影響，進而減少了許多工作機會，並使得大量埃及移工不得不回到故鄉。然而大量移工的返回，不僅造成了埃及外匯收入的驟減，也同時使得埃及失業率急速飆升。而日益過大的不平等、青年對於社會的不滿擴大以及國家司法體系遭到逐日侵蝕，終而導致了阿拉伯之春蔓延到埃及的結果。

而在第二類的難民問題，Tsourapas教授則是以敘利亞做為案例進行分析。難民的產生，對於部分國家而言不僅是人權的問題，同時也有可能是潛在的政治與經濟資源。對於非自願性移民收容國而言，接受難民的好處大致可分為三點：確保國際援助的挹注、獲得部分外交談判的讓步以及增強與維護自身政權。Tsourapas教授分別以約旦、黎巴嫩與土耳其三國的難民政策作為研析案例。從這三國的案例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儘管對於難民的施政方針有所不同，但三方在接受難民後都分別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外來資金挹注，同時也常透過將難民政策作為對外界施壓、談判的主要籌碼之一。由此顯而易見的是，移民政策不再僅限於人權議題，同時也成為了取得政治利益的主要工具之一。

於演講最後，Tsourapas教授做出了總結，認為無論是自願抑或是非自願移民者，皆可作為政治勢力的工具。從上述的案例與事件我們能發現的是，這樣的現象不僅僅存在於中東，同時也存在於世界各地當中。無論是移民輸出國抑或是難民收容國，皆希望透過移民政策進而獲取經濟、政治以及外交層面的回報。而在這樣的環境與情勢之下，我們未來如何建立一個在沒有政治利益計算以及將移民問題作為戰略情資，且公平公正的移民政策與應對方式，將是我們要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於演講後的問答期間，許多與會學者及同學積極提問交流踴躍，針對無論是中東或我國內部移民相關議題進行討論，與會者無不表示獲益良多，這也顯示了移民議題是一個於國際和國內間都必須重視的一項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