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防疫、發展與治理 國關中心解析疫情新議題
【國關中心訊】
2020年臺灣政治學會年會於12月5日於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行。其中由本校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防疫、發展與治理」系列場次,共有三個專題論文場次10篇文章發表,以及一場專場論壇。
國關中心主任寇健文表示,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產業觀光與商務,甚至區域安全與中國發展模式。國關中心就領先全國學術機構超前部署,今年2月針對新冠疫情議題公開徵稿,之後遴選出適當作品,以「會中會」的方式,在本次臺灣政治學會年會組成「防疫、發展與治理」專題,進行學術討論,會後再向中心經營的學術刊物投稿。
「防疫、發展與治理」專題場次一邀請三位發表人,分別為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林穎佑、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揭仲、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副教授董慧明。林穎佑分析解放軍軍醫院的具有應對大規模救傷能力,但受地方政府與中央軍委的「雙重領導」,導致無法即時出動,而延誤救災的黃金時間。揭仲分析解放軍的衛勤緊急應變能量基本能滿足武力犯臺所需,但在戰略投送能力方面,仍欠缺權威性強的聯合運輸指揮機構,以及能管控複雜作業的「戰略投送全維信息化管理體系」。董慧明則持不同看法,他指出中共將此次疫情視為突發事件,危機處理模式主要依循國家現行動員和應急相關法規,並強調軍隊和武裝力量主要是以支援角色參與聯防聯控機制,涉及的後勤保障和國防動員行動並不能全然視同作戰。
專題場次二的發表人分別為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副教授張弘遠、臺灣經濟研究院九所副研究員張娟瑄、臺灣經濟研究院九所副研究員林雅鈴、佛光大學公共事務系助理教授柳金財、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所博士後研究員梁書瑗、本校政治系博士候選人蔡儀儂。張弘遠、張娟瑄、林雅鈴三人透過比較北京與上海、武漢與杭州兩組案例,探討在疫情與經濟兩矛盾政策目標下,各地方政府所進行的政策選擇有所不同。柳金財認為中國政府對此波公共疫情所進行危機處理措施,涉及其執政能力展現及政權合法性基礎維護。梁書瑗則指出,公衛責任屬地原則、幹部責任目標制、社會主義國家的父權色彩,這三種因素促使中國的公共衛生與傳染病疫情監測體系失去預警功能。蔡儀儂則試圖透過歷史方式追溯中共建政初期醫學的防疫經驗與治理模式,提出在社會主義下,現代公共衛生醫學興起的解釋。
專題場次三邀請三位發表人,分別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員王國臣、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李俊毅、臺灣經濟研究院九所副研究員林雅鈴。王國臣指出疫情下企業主要面臨「供應鏈斷鏈風險」、「資金短缺風險」和「市場需求萎縮風險」等三大衝擊,預期疫情後將導致新一波企業洗牌,留下較具競爭力和抗風險企業,使得產業結構更為集中。李俊毅認為融媒體產製政治正確、正能量、內容符合國家需要的訊息,並藉由旗下諸多管道將這些內容以各種形式傳達到消費端,發揮宣傳的效果。林雅鈴則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將加強原本在中國大陸生產布局的廠商萌生移轉、分流產線的念頭,至其他地區或尋找中國大陸以外的供應商,導致產業鏈外移、供應鏈分流的趨勢。
專場論壇由國關中心主任寇健文主持,邀請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冷則剛、本校公共行政系教授陳敦源、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楊永明與談。冷則剛表示在疫情之後,原本全球化所仰賴的互信制度變得薄弱,不論是人與人之間或是國與國之間皆然。冷則剛認為,在全球化底下大國沒有內政問題,大國的政策都是全球所關注的問題。對臺灣而言,如何重新面對中國、美國,不光是對外,也是對內的重新定位,是值得深思的。陳敦源則從法律、管理方面提出分析,但他認為疫情對公共管理而言,是危機管理也是機會,他提醒「Don't just do it,治理策略更為重要」。楊永明則指出「臺灣因為兩岸政治的對立而隔絕病毒,但也提升了臺海的危機。」他認為在後疫情時代,民主治理也受到挑戰,兩岸貿易事實上不斷地擴大,但在疫情後亞洲更加整合,臺灣卻也更加邊緣化,被排除在外。臺灣最終仍須面對安全生存問題。
本次會議所發表的文章將於會後進行修改後,投稿至國關中心《中國大陸研究》季刊,文章經雙向匿名審查通過後,進行刊登,讓相關討論能夠廣泛地延續,並增加學術能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