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訊】

山腰上的博雅書房，秋風掠過樹梢。由政大中文寫作中心主辦的文山學系列講座進入第二場，作家徐振輔以「重新想像自然文學」為題，講述自身從生態愛好者成為作家的歷程。

以《馴羊記》文人所知的徐振輔自臺大昆蟲系畢業、後取得臺大地理所碩士，目前多角化經營，斜槓Podcast主持人與媒體欄目策劃人。他不打算以研究者姿態給出標準定義，更希望翻轉大眾對自然文學的印象。他說道，曾經有許多人以為，自然文學莫過於寫下「環保宣告」或「動保倡議」。然而對徐振輔而言，自然寫作是一條充滿流動與思辨的探索之路。

「每一個名字，都是等待實踐的諾言」：從圖鑑到《蝶道》的啟蒙
從小作為一名純粹的昆蟲與生態愛好者，徐振輔笑稱自己的前半生幾乎與文學毫無交集。陪伴他童年成長的，是張永仁的《昆蟲圖鑑》。小時候識字不多，他便反覆翻閱圖鑑，從七百多種奇形怪狀的昆蟲圖片中，領略自然生態的奧妙。「每一個名字，都是等待實踐的諾言」，圖鑑宛如世界的縮影，讓他迫切渴望前往野外與真實的生命相遇。

高三的他，在課業壓力下跑往山林觀察蝴蝶。一次偶然機會，他讀到吳明益的散文集《蝶道》，文中寫道：「當流星蛺蝶闔上翅膀，像碰然一聲關閉了一本書，我的心神被夾在那一頁……」。這段文字震撼當時的他，原來尋常的賞蝶經驗，可以被如此深刻敏銳的語言轉化。

投身寫作後，他深刻反思傳統應試作文的限制。他回憶起，過去在校內作文比賽獲獎，往往只是揣摩老師與社會規範期待的道德立場。他也坦白說，當時的寫作，本身並非來自於面對自我生命的疑惑。

雨林深處的心跳：荒野、人群與「觀點」的誕生
進入臺大昆蟲系後徐振輔的足跡開始擴及離島與異國。大一前往蘭嶼時，原本只是抱著尋找昆蟲的純粹生態夢想，卻在當地深切體會到島上達悟族人與土地密不可分的交纏。他體認到荒野並非孤立存在，萬物背後總有在地人群的生活脈絡。

大三那年，徐振輔遠赴馬來西亞婆羅洲熱帶雨林。隨著原住民本南族乘舟溯溪而上，走進雨林深處，赫然見到一棵高達四十多公尺的巨木，樹下散落著上百顆野生榴槤。船夫俐落剖開榴槤，邀請大家品嚐，當徐振輔提防著頭上隨時可能墜落的重物時，船夫卻平靜地告訴他：榴槤只有在夜裡才會落果。這段經歷，後來化為他的文章〈榴槤成熟小心頭〉：「夜裡如果乘著長舟安靜等在這裡，或許就會聽到雨林深處，榴槤墜落地面發出碰、碰、碰、碰的沉重聲響……也許就像妳把臉貼在另一個人胸膛時，所聽見的那種野生動物般的溫暖心跳聲吧。」

寫作所獲得的稿費，成為旅行時的旅費，獲得能量後得以再次創作，由此徐振輔長期不斷地循環著旅行與寫作。然而，某次當他在媒體發表一篇描繪石灰岩洞蝙蝠的文章後，編輯卻直言這只是一篇「普通的散文」，欠缺屬於創作者自己的「觀點」。這句評價警醒了他，自然書寫若僅停留在碎片化的經驗紀錄，便失去靈魂；真正的核心，在於創作者如何提出一套觀看世界、理解人與自然關係的視角。

當純粹自然不再穩固：從雪豹蹤跡到城市螢火蟲
為了深究人與自然關係的知識工具，徐振輔選擇進入臺大地理所深造。地理學為他打開跨學科的視野，在閱讀與田野的交會中，他逐步提煉出一個核心論點：「純粹的『自然』不再是穩固的價值」。傳統將人與自然一分為二的觀念已無以為繼，現實中的自然，真實地交織著人類活動的痕跡。

這樣的觀點，體現在他的首部著作《馴羊記》中。他在青藏高原歷時三年追尋雪豹，在壯闊嚴酷的高山地景，觀察岩羊、藏狐與高山兀鷲，深入牧民生活。他寫下：「一個好的牧羊人既是環境的聆聽者也是傾訴者，牲畜是溝通的語言，草原是複調的歌……這是一種急於界定什麼就會立刻窒息的脆弱關係。」透過雪豹的意象，他將西藏的生態、宗教、歷史與政治變遷細緻地交織在一起。

而在碩論中，他則將目光投向臺灣都市的螢火蟲復育。從1998年雲林西螺果菜市場荒地的螢火蟲狂熱，到大安森林公園的螢火蟲復育工程，產業化大規模養殖的「螢火蟲工廠」，螢火蟲的與人類的關係展現物種如何跨越純粹自然，捲動社會情感、政商資源與城市空間的動態過程。正如地理學者提出的「遭遇」（Encounter）概念，人類與非人類物種的交會，激發著強大的社會動力。

不必自然，不必文學：保持懷疑與好奇
講座尾聲，徐振輔展示他多元的創作形式：從發表於副刊的〈木瓜溪螢火蟲踏查報告〉，到媒體深度報導及他所完成的碩士學術論文，再到聲光傳播的Podcast節目《博物珍奇櫃》。他認為，創作者不必被傳統文學獎的審美所限制，應勇於嘗試最適合承載議題的媒介。徐振輔提醒大家：「不必自然，不必文學；保持懷疑，保持好奇。」不必固守純粹自然的幻想，也不必拘泥於狹隘的文學定義。誠實面對個人對世界的探索欲，自然寫作才能保有源源不絕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