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訊】

面對嚴峻的地緣政治衝突與全球供應鏈重組，國際體系正逐漸陷入一種難以預測的「結構性模糊」，這種不確定性深刻影響各國的決策。社會科學院人文領袖榮譽學分學程（PPESA）本學期第三場跨域對談講座，特別邀請臺大政治系童涵浦教授，於11月6日以「模糊性與全球化的新地緣政治」為題，分享他對當前全球局勢的深刻見解。講座由PPESA召集人、政治系陳建綱教授主持，並邀請經濟系王信實教授與談，帶領師生一同探討模糊性如何重塑全球經濟與戰略格局。

首先，童涵浦老師指出，今日的國際秩序充滿前所未有的模糊與不確定，從美中關稅戰的反覆與訴訟拉鋸，到烏克蘭安全保證架構的模糊條件，再到加薩停火與和平框架中有意模糊的條款，都顯示出國際體系正從一個以風險可測為特徵的世界，走向模糊性主導的時代。他說明，傳統的風險（Risk）意味著人們至少能同意事件發生的機率，而不確定性（Uncertainty）或模糊性（Ambiguity）則代表即使在資訊充足的情況下，社會各方對機率與結果的認知仍無共識。正因如此，即使各國共享相似的利益與價值，在模糊環境下所採取的政策卻可能大相逕庭。

接著，童老師進一步表示，當前世界的模糊性已滲透至宏觀經濟與外交決策的核心。他提到，「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與社會對模糊性的態度，正影響著它的政策方向」。偏好模糊（Ambiguity-loving）的領袖，往往認為國家具備自我調適與抗震能力，因此傾向孤立主義與自我保護政策，例如關稅、配額、嚴格簽證與投資審查等，而厭惡模糊（Ambiguity-averse）的領袖則相信國內經濟與全球循環高度連動，過度孤立反而會適得其反，因此傾向維持開放與多邊合作。他指出，美國在川普時期傾向製造模糊以爭取談判優勢，而亞洲多數國家如日本、韓國及臺灣，則表現出高度的模糊性厭惡，努力維持制度性合作與貿易開放。

與談時，王信實老師指出，當前的不確定性不僅限於事件層面的波動，而是嵌入在全球制度架構中的結構性條件。在決策過程中，人們往往面對兩層不同的挑戰，一是風險，這通常基於已知機率的選擇；二是模糊性，則指當機率未知或無法確定時的選擇情境。面對這些情境，人們的選擇往往顯得不一致或矛盾，這反映了人們在應對不確定性時常見的心理反應。王老師強調，在全球化日益加深、政治局勢不穩的背景下，理解這些概念對於精確的政治決策至關重要。

王信實老師進一步指出，傳統的風險管理模式通常依賴於對風險有清晰認識，但現實中，許多情況充滿未知和模糊，這需要更靈活的應對策略。以臺灣供應鏈韌性為例，他說明了從及時生產（Just-in-time）模式到以防萬一（Just-in-case）模式的轉變，這反映了對不確定性的認知變化。面對這些挑戰，王老師強調我們需要更加注重彈性與自主性，以便靈活應對各種變數。此外，他指出，創新不僅體現在技術或產業的進步上，更是在不確定性中尋找新契機，從而提升國家與社會的整體韌性。

在演講與熱烈討論的最後，陳建綱教授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模糊性是否代表國際重構新秩序的過渡階段，和新秩序是否仍將以西方中心為特徵？他指出，過去的國際秩序是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框架下運行，但隨著全球政治格局的變化，部分西方領袖，如川普對當前秩序提出了質疑，並認為美國長久在國際體系中遭受不平等對待。這引發了對未來國際秩序的反思和想像：當西方國家自身的立場發生變化時，全球治理將會朝向何種方向發展？這一問題或將成為未來討論的焦點，值得我們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