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發所訊】
國家發展研究所於3月17日上午在百老匯影城舉辦「悲情城市（數位修復版）電影座談」包廳活動，邀請校內師生一同欣賞導演侯孝賢在1989年首映的經典《悲情城市》。該片當年一舉榮獲金馬獎及世界三大影展獎項，更在臺灣解嚴之初直接挑戰政治禁忌話題及電檢尺度，被譽為「臺灣人一生必看的電影」。映前、映後座談由國發所助理教授黃兆年主持，並邀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陳翠蓮與談。

《悲情城市》主要講述在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政府代表盟軍至臺灣實施軍事占領的時空背景之下，基隆田寮港林氏家族所歷經的生離死別的大時代悲歌。藉由林家成員的生命故事，電影情節折射出臺灣社會經歷二二八事件的無奈與辛酸，以及事件之後日漸加劇的族群矛盾與白色恐怖，乃至整起事件遺留給臺灣社會的歷史傷痕。

陳翠蓮於映前引言中指出，二二八事件基本上是由多重戰後情勢共同造成的複合式巨大危機，對於三方面戰後情勢的掌握，可作為觀影時的背景知識基礎。首先是「人的大規模流動」，涵蓋當時20餘萬等待遣返日本的在臺日本人、二戰時被徵召參戰而在戰後等待返臺的臺灣人日本兵，以及兩萬名來自中國大陸的國民政府軍人等，皆涉及人際關係的大規模轉變。再者是「職位的爭奪」，國民黨政府抵臺之初，基於歷史經驗及過往與日本的敵對關係，在政治職務的安排上對身受50年日本統治的臺灣人加以排斥，這對於滿懷抱負、理想的本土菁英而言是一大打擊。第三方面則是「資源的爭奪」，除了日人財產的爭奪之外，國共內戰是當時戰後情勢混亂的一大原因，例如臺灣的米糖、武器等皆作為戰爭資源，供給中國大陸前線，加上種種官商勾結、趁亂發財的走私行為，皆與電影人物所提及的嚴重通貨膨脹情節有關。

映後座談中，陳翠蓮首先回應有關電影情節採用若干共產黨相關元素是否合乎史實的問題，並藉此釐清二二八事件的本質及影響。她指出該片有關史實的主要爭議，在於把該事件和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例如鹿窟案）壓縮在一起。1987年解嚴之前，國民黨政府不許臺灣社會公開談論二二八事件，而是將該事件定調為「共黨煽亂」。但事實上，根據解嚴後20多年的研究發現，事件發生當下共產黨在臺灣尚未發展成氣候，官方將之定調恐怕是為了合理化請兵鎮壓一事。反而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共黨勢力才得以在臺迅速擴展，原因即在於該事件導致臺灣社會對當時國民黨政府強烈不滿，而同樣的原因也變成臺灣反對運動、海外臺獨運動很大的動力來源，某種程度上可視為臺灣民族主義的起點。直至1992年，時任總統李登輝重啟二二八事件調查，該調查報告才終於承認事件本身與共產黨無關。

亦有同學針對「國民黨政府在當時情勢下，是否存在比國家暴力更好的處理方式？」提問。對此陳翠蓮指出，就二二八事件而言，臺北的騷亂到了3月5日已經基本平息，並不是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但陳儀當局卻為了對中國官場有個交代，假借共黨煽亂以掩飾其治理疏失，一邊談和、一邊向蔣介石請兵鎮壓，此種欺騙人民的手段，也造成日後臺灣社會對公權力的不信任。至於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也有類似情況，儘管既有法律已有相關刑責，但國民黨政府卻改以軍法審判並訴諸《懲治叛亂條例》，以求震懾、強力控制社會。尤其從1950年韓戰爆發之後的國際情勢來看，共產黨已無法越過臺灣海峽直接影響臺灣，國民黨當局對付異議人士的手段理應有所緩和，不需暴力鎮壓。

活動尾聲陳翠蓮鼓勵大家除了探討歷史之外，也可針對電影本身所欲傳達的訊息多加思考。她認為以二二八為題材的《悲情城市》是至今很難超越的藝術電影，每個鏡頭設定、人物配置，都有許多隱喻，容或眾人各有不同體會或詮釋，值得反覆咀嚼、深入思考。黃兆年在結語中呼應，相關藝術創作無疑是促進歷史真相，以及社會對話很好的起點，轉型正義課題仍需整個社會在真相的基礎之上持續對話，才能真正弭平歷史傷痕、確立民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