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貿系訊】

日內瓦第一線：WTO談判與人才養成

本系列「國際企業經營法律風險實務探討」第七場講座，很榮幸邀請到羅昌發教授擔任主講人。羅昌發教授於去年卸任中華民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常任代表，前曾擔任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及司法院大法官。羅昌發教授長期深耕國際經貿、憲法人權與國際衛生領域，親身參與多項重要國際經貿談判、憲法解釋與政策制定，於WTO、國際談判及爭端解決等領域具備深厚專業知識與豐富實務經驗。

本次演講羅昌發教授以「日內瓦第一線：WTO談判與人才養成」為題，帶領政大商學院師生及與會律師，共同探討WTO運作機制、國際經貿談判的實務挑戰與策略思維。同時，羅昌發教授也分享於日內瓦第一線擔任大使的親身經歷，深入剖析國際談判過程中的溝通技巧、跨文化協商能力與專業人才養成的重要性，提供與會者對於未來投入國際事務的寶貴啟發。

講座由楊培侃教授開場。他介紹貴賓時，語意深長的指出，李玲玲律師（全國律師聯合會理事長）為羅昌發教授的第一位指導學生，且現場也有許多羅門子弟前來聽講，使本場演講極具師徒傳承的意涵。李玲玲理事長致詞時，當面表達對恩師的敬重與感謝之意，並強調全國律師聯合會之「國際經貿談判委員會」在許慧瑩主任委員暨團隊努力下，全國律師聯合會正式將「國際經貿談判法律領域」列為「律師進修專業領域」，與政治大學國際貿易系合作辦理課程已累積豐碩成果，對於推動「國際經貿談判法律領域」之律師界與學界合作深具貢獻。最後預祝本次講座圓滿成功；她更代表全國律師聯合會頒發感謝狀予羅昌發教授。

隨後，政大法學院王立達教授致詞，歡迎羅昌發教授蒞臨法學院與師生齊聚一堂，並高度肯定羅昌發教授在學術與實務領域的卓越成就，盛讚其學術風範深受各界景仰。最後，政大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施文真教授勉勵在場同學，鼓勵大家及早思考職涯發展方向，並指出許多職業不僅能實現個人成就，更能對國家與社會產生重要貢獻。施教授亦期許同學能以羅昌發教授於日內瓦之貢獻為典範，鼓勵同學未來積極投入國際經貿領域事務。

不只是談判桌：日內瓦的專業生態系

首先，羅昌發教授指出，日內瓦是一個高度複雜且專業的談判場域；聚集了超過40個政府間國際組織（IGOs）、180多個國家的常駐代表團，以及大量專業官僚、外交官、律師、經濟學家與非政府組織（NGOs）。他強調：「多數重要的事，在日內瓦發生。有些看得到，更多在幕後。」他進一步說明，日常談判工作會接觸到的除了各國外交官與代表團，還包括秘書處的專業官僚、不同會員組成的談判集團，以及極為活躍的非政府組織（NGOs）。例如：在漁業補貼談判中，就有NGO透過各種方式試圖影響各國代表團立場。

多邊談判的真實面貌：緩慢、繁雜且高度政治敏感

相較於雙邊談判的快速節奏，羅昌發教授指出，WTO的多邊談判過程「非常、非常慢」。在擁有166個會員的談判場域中，一個議題往往有數十個國家排隊發言；每輪發言即使限時兩、三分鐘，一次會議中十幾個議題下來，也會耗費兩至三天；經常不容易取得成果。談判議題更是包羅萬象，從傳統關稅到現代電子商務與AI，從技術性的反傾銷到涉及價值取向的環境與氣候變遷議題，甚至包括突發性的COVID-19期間的疫苗與TRIPS豁免爭議。談判代表經常需要在一天之內於數個完全不同性質的議題間快速轉換；談判過程之考驗與挑戰極大。

羅昌發教授也提到，代表團人員在開會時要能清楚表達本國立場，並適當論述，但也必須謹言慎行，避免被他人錯誤解讀，而可能導致本國形象或利益受到負面影響。比方說在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在WTO會議中，有關美國關稅措施的他國提案下，是否避免發言，讓首府不必面臨額外壓力；抑或是當俄烏戰爭爆發後，如何將其入侵且轟炸平民與設施，係屬違反所有國際組織（包括WTO）保護人類生命的基本價值，以及衝擊多邊貿易體制下所建立的供應練，作為發言譴責的論述；又應如何避免在WTO會議中與俄國代表團及其大使互動，都需要審慎拿捏。羅昌發教授回憶，戰爭發生前他與俄國大使還能輕鬆聊天；戰爭爆發後，「我們再也不講話了」，因為任何互動都可能被賦予政治意涵，言行舉止必須謹慎。

談判的多元樣貌：從全體大會到非正式的共識營

為了在緩慢的進程中尋求突破，WTO 發展出多種談判模式。羅昌發教授詳細介紹了各模式的功能與策略。例如：在全體會議時，代表們除了需要精確表達國家立場，同時仔細聆聽他國發言，探察立場有無變化。羅昌發教授表示，其多數講稿皆自行撰寫，以確保論述的邏輯結構與用詞語氣的精準。

除了正式的全體會議，羅昌發教授觀察，有時候在非正式場合，討論的進展反而更加迅速，對於「共識」的形成更有幫助。羅昌發教授另以「綠室會議（Green Room）」為例，說明早期的綠室會議常由少數大國主導決策後強行通過，但現今這種小型會議的安排，必須兼顧包容性；秘書長經常透過多次會議，每次邀請二、三十個會員大使參與；其功能也轉變為蒐集意見、探索可能性；而非如同過往強制地形成共識。

此外，會員與談判會議主席間的雙邊會談亦是我國代表團極為重視的一環。羅昌發教授指出，每次會談都必須把握機會，一方面必須有「建設性」，肯定主席的努力與進展，建立彼此的信任；另一方面則要誠實且專業地劃定我方的「紅線」，並嘗試引導主席提出能繞過這些紅線的解決方案。

而當談判陷入僵局時，有時WTO秘書長及總理事會主席會舉辦共識營（Retreats），藉由遠離WTO總部的正式會議環境，與會者能拋開既定立場，進行較有創意與建設性的交流。羅昌發教授舉例，在一次關於永續農業的共識營中，他分享了臺灣研發的耐旱、耐鹽稻米品種，並表示願與開發中國家分享技術，且說明這與農業協定改革（特別是綠色補貼）有密切關連，而獲得熱烈迴響。然而，他也感嘆當各國返回WTO總部的談判會場後，總是又再度回到重複各自既定立場的談判模式。如何將非正式場合的趨向一致的意見（convergence）轉化為「共識」（consensus），以及如何將許多非正式討論內容轉化為正式談判的成果，始終是一大挑戰。

產出困境與邊緣化危機：國情不同與缺乏信賴下的談判僵局

羅昌發教授坦言，WTO目前面臨的問題為新規則產出的困難與邊緣化危機。雖然，WTO的談判規定是以「共識決」的方式決定，但許多國家卻忽視共識決旨在透過討論尋求解方的精神，使得該原則在實際運用上，往往演變成任何國家都能行使「否決權」的困境；加上會員彼此間以及對WTO本身普遍存有的懷疑態度，使得任何一個會員的疑慮都會讓談判工作停滯不前。

這種「缺乏信賴」的氛圍，直接反映在多項重大議題的僵局中。羅昌發教授舉例，在漁業補貼談判的過程中，羅昌發教授曾提出對於開發中國家有利之提案，認為漁業補貼協定中的爭端解決規定，應將「非違反協定的控訴」（non-violation complaint）排除；然一些開發中國家卻不明究理的在會議討論時，發言反對該提案。羅昌發教授回憶，當時斯里蘭卡大使私下去質問這些代表團為何發言反對；她說，「羅大使是在幫助我們啊。」這些國家顯然是認為，臺灣是漁業大國，其提議肯定另有所圖。這顯示WTO的會員之間的互信危機相當嚴重。這也是經貿規則難以產出的重要原因，進一步加深了WTO的邊緣化擔憂。

我國代表團的實務操作：從提案原則到政治互動

談及我國代表團在日內瓦的運作，羅昌發教授表示，代表團不僅是首府的「眼睛」與「中介者」，更扮演著「智庫」的角色，負責法律分析與訴訟建議等。羅昌發教授也提到，在提案原則上，代表團希望在確保國家立場、維護產業利益及在專業上與維護多邊體制上做出貢獻等原則下，向首府主動建議；但任何提案都會以首府決策與指示為準。

在高度政治化的日內瓦，政治活動與國際局勢的變化也直接影響談判進程。羅昌發教授指出，各國領導人或部長的更迭，常會左右談判的參與程度，甚至造成立場翻轉。此外，作為本國代表參與政治活動，如教宗弔唁、支持烏克蘭、參與巴拉圭總統演講等相關活動，亦是代表團工作的一部分。

我國學生邁向國際談判之路：國際經貿談判人才的養成

對於有志於國際談判的年輕學子，羅昌發教授指出語言能力是基本的溝通工具，而深厚的法律專業與議題瞭解則是受人尊敬的前提。此外，熱情、體力以及對議題的敏感度，皆是不可或缺的人才素質。

另外，羅昌發教授也強調「臨場反應」與「讀懂氣氛」的重要性；談判者必須具備精準的論述能力，並在正式與非正式場合間精準拿捏表達的輕重。羅昌發教授也強調，長期關係的建立與人際信任在談判中也至關重要。要讓對手覺得我們的意見具建設性，並且，我們表達的意見是誠懇的；這種作法之下，即便對方不同意我方立場，對方也會理解這必然是基於真實的困難。

最後，羅昌發教授鼓勵學生爭取在國際組織實習、到瑞士留學及獎學金等機會，並在實務中「塑造」自己的專業能力。羅昌發教授以哥倫比亞大使為例，該大使曾是WTO模擬法庭辯論賽冠軍隊的成員，曾與老師的學生同場辯論；由於具有專業與熱情，在相當年輕時便成為該國駐WTO大使，更在漁業補貼談判被選任為主席；年紀雖輕，但表現出色。羅昌發教授鼓勵年輕學子只要能力夠強、掌握機會，臺灣年輕人也有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共同對話、合作，走向日內瓦之路。

演講尾聲的問答時間互動熱烈，針對與會者提問電子傳輸是否應課徵關稅此一議題，羅昌發教授也表示即使免徵關稅不再延長，未來大部分國家仍有相當可能性維持不課徵關稅的做法，其原因在於一方面電子傳輸課稅在技術上仍面臨諸多執行困難，另一方面多數國家亦傾向維持現行免課關稅的立場；不過，在第14屆部長會議中無法達成繼續延長免徵關稅，對國際經濟環境，確實造成不確定性。在充分交流與討論後，本場講座於提問結束後圓滿落幕。

撰稿人：丁鈺晏、張宇鈞、林芝瑜、蔡孟君、陳恩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