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事務學院訊】
國際事務學院歐盟學程與東亞研究所於10月30日邀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石之瑜，以「傅柯的譜：自我規訓的集體主義與不可預測的集體」為主題進行專題演講，由東亞所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黃瓊萩主持。

本次活動中，石之瑜探討了傅柯的系譜學理論，聚焦於規訓（discipline）與治理性（governmentality）如何在現代社會中的運作機制，以及它們對集體產生的影響與在國際關係領域中的應用。運用傅柯的概念框架來重新審視當代政治治理，其特點是彰顯了集體的不可預測性。首先，作為傅柯的一種研究方法，系譜學不僅止於對歷史事實的編年描述，而是試圖挖掘出概念和制度的生成過程，並揭示其在權力、社會機制、經濟需求等多重因素之間如何相互影響、互相建構。石之瑜指出，系譜學強調歷史脈絡「偶然性」，拒絕承認概念或制度是必然的、連貫的結果，而是不確定的環境和突發事件在演化過程中所產生的意外效果。傅柯反常規的歷史觀突破了線性歷史的限制，適用於理解當今的治理體系如何從自由主義到資本主義，再到數位治理的各個階段不斷轉型，並且在不同的情境下，激發出意想不到的集體性質。

其次，石之瑜深入分析傅柯治理性和規訓的辯證關係。治理性是一種內化自律和規範以引導集體行為，並自發性融入社會經濟體系的現代統治技術。這樣的社會體系使集體無須外部權威強制，即可形成內在驅動力，促成「自我規訓」的集體主義。例如AI技術初期是自由和跨界交流平臺，但在少數主體掌握後，反而成為操控意識形態的隱形力量，自我規訓也隨之滲透到人民日常生活，體現在個人偏好、消費選擇乃至人際互動中，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無須依賴傳統的統治，便可不斷再生且鞏固。這也呼應儒家的「民信」一概念，讓老百姓覺得自己是被需要且受重視的。在上述脈絡下，集體的抵抗也並非真實自由的展現，而是被權力關係所牽制的結果。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共存共生，也就是「被支配的主體性」（Dominated Subjectivity）──當一個主體嘗試抗爭時，其實也是確認自身在權力結構中的被支配地位，而獨裁者也無法超越集體和規訓體系。

石之瑜進一步將傅柯的治理性和規訓引向集體層面，認為傅柯雖未明確談及「群」的概念，但治理性與規訓在實踐中無法脫離集體的存在，因為集體構成了規訓的基礎，並在現代社會中形成的「不可預測的集體」。這些集體並非如集體主義一般，有著明確的意識形態和目標，而是由偶然的情境和臨時的需求形成。這一觀點揭示了現代政治中的一種新現象，即在社會媒體、全球化等因素的推動下，集體可以不受既有組織或意識形態的制約而自發形成。例如國際關係中的「全球南方」並非一個穩定的地緣政治聯盟，而是在特定歷史脈絡中因共同的壓迫或對象而湧現的鬆散聯盟。這種集體行動的不可預測性與其說是一種缺陷，不如說是系譜學精神的體現，因為它表明了集體行動中的偶然性和不可控性。

最後，石之瑜以「概念的集體」（The abstract people）與「具體的集體」（The living people）的區分，總結傅柯對於治理性和權力關係的深層省思。他指出，概念的集體象徵了一種普遍化的概念，是治理性體系中無法具體界定的對象；而具體的集體則是在特定情境中真實存在，並能體現行動能力的集體。此種概念與具體的區分，得以思考哲學中的治理性與政治中的具體實踐如何在現實中會合。石之瑜以全球南方國家在加沙衝突中的反應為例，指出了如何在一種系譜學視角理解（曾經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曾經的）殖民地與殖民母國的關係與行為模式，進而使「哲學的真理」與「政治的實踐」在國際關係領域中實現有效運作。

問答環節中，與會者對於如何從傅柯的治理性與規訓看待中國白紙運動，以及全球南方未來的走向充滿好奇。與會的宗教所副教授林佩瑩也詢問講者自我與群體的相互關係，認為自我未必是與群體完全對立。本次活動討論熱烈，石之瑜表示也是其思考下一本著作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