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發所訊】
國家發展研究所10月27日於本校達賢圖書館舉辦「中國效應」課程講座，邀請非政府組織工作者、現任文山社區大學學程經理李明哲，以「從個人在中國經歷談臺灣如何面對中國霸權」為題進行演講。此活動由國發所副教授黃兆年主持，吸引近60位校內師生及校外人士報名參與，現場座無虛席。

在引言中，黃兆年說明此次演講主題對於國內外人權發展的重要性。他回憶2017年的「李明哲事件」讓大部分人第一次在媒體上聽到這個名字，在此之前李明哲就只是一位熱心公共事務，從事非營利組織工作的平凡臺灣公民，但僅是因為曾在網路社群平臺上批評中國政府，便在2017年入境中國時被失蹤、被逮捕，最後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並判處五年徒刑。黃兆年指出，近年中國政府更進一步推出《港版國安法》、《反間諜法》等國安法規，加大當局在境外的「長臂管轄」權限，因此類似該事件的人權侵害問題，其實跟每一個人息息相關。

演講開頭，李明哲首先分享對於中國言論「紅線」及法律角色的觀察。臺灣社會經常議論：李明哲出事是否因為其誤觸中國政府的「紅線」所致？對此他以「長沙富能案」、「立人圖書館被迫關閉事件」為例加以說明：即便所言所行有助於改善社會問題，但中國政府從不樂見民間互助力量的集結，反而視之為「妄議中央」、「跟共產黨搶功勞」。可見中國當局想要的是聽話的群眾，在此脈絡下思考「紅線」在哪完全沒有意義。同樣的道理，當臺灣有些人會去思考怎麼做才不會觸怒中國時，很可能「自由民主臺灣的存在」本身即是對中國政府最大的挑釁。此外他也以自身在獄中超時勞動的例子說明法律體系在中國的角色：即便中國法律明定犯人強制勞動不得超過8小時，但超時工作長達13小時、被剝奪休息日才是現實中的常態。可見中國法律體系的運作完全是在為執政者服務，有權之人凌駕於法律之上，而為了方便執政及管理，中國政府可以隨意詮釋法律、任意侵害人權。

李明哲接著分享自身案件訴諸國際救援對其當年人權處境的助益。有別於過去其他相關案件多採兩岸掮客私下談條件、低調救援的模式，該案採取的是國際人權倡議的路線，亦即訴諸國內外人權團體、歐美民主國家、乃至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共同對中國政府施壓，要求其保障基本人權、或至少落實中國自己制定的法律規範。儘管此路線在當初受到臺灣社會許多質疑，但他認為國際救援對當時的境況有很大幫助，包括縮短了「指定居所監視住居」此一重度精神虐待的期間、促成了對觸犯「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政治犯進行公開審判的特例，也為自己及獄友爭取到一週休息一天等若干權益。其中他特別強調，國際救援下的公開審判讓他免於被栽贓，諸如嫖娼等不實罪名，有助於確保其個人聲譽及尊嚴不被汙名化，否則最後即使回到臺灣，也很難做回原本的工作，過原本的生活。

在演講尾聲，李明哲點出臺灣面對中國霸權的困境及解決之道。他認為白色恐怖的歷史讓部分臺灣人抱持「民不與官爭」的服從權威心態，似乎仍被禁錮在威權時代的思維模式底下，這可能構成如今部分臺灣人不觸怒中國，跟中國妥協的傾向。但另一方面，如今臺灣所享有的民主自由，也是上一輩人付出代價才爭取而來的，因此我們應從過去的歷史找到對抗權威的力量，包括改變教育模式，不再鼓勵對權威的屈從，而是鼓勵以公平、正義、人權去挑戰權威，進而應對中國霸權的威脅。對此黃兆年總結時予以呼應，本次演講雖從個人經驗層次出發，但也有助於思考臺灣整體應如何面對來自中國的挑戰，或許基於人權、民主向國際連結、與世界合作，會是一條可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