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ESA 、國家發展研究所訊】
社科院人文領袖榮譽學分學程（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Arts, PPESA）與國家發展研究所共同舉辦經濟學門講座，於5月7日中午邀請中央研究院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瞿宛文教授以「台灣的不成功轉型──民主化與經濟發展」為題進行演講，由國發所所長兼PPESA召集人魏玫娟主持。演講吸引眾多師生踴躍報名參加，現場座無虛席，包括社科院副院長、地政系白仁德老師、公行系黃東益老師、行政管理碩士學程執行長黃明聖老師、財政系胡偉民老師、國發所蘇昱璇老師皆出席演講。當天不克出席演講的本校資深教授，更於會後主辦單位詢問是否有錄影或簡報資料可提供。

瞿老師的演講以她於2017年及去（2020）年出版的《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與《台灣的不成功轉型：民主化與經濟發展》這兩本書的分析為主要內容，並以台積電創辦人暨前董事長張忠謀先生日前回應媒體詢問時所提到的「要打造臺灣下一個護國神山難！」開場，透過臺灣經濟產業發展史的分析，試圖回答「為什麼臺灣要再打造一個類似台積電這樣的護國神山很難」這個問題。

以人均 GDP 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並以1960至2019年臺灣人均 GDP相對於美國的比例為基礎，瞿老師指出作為後進國家的臺灣在二次戰後的前四十年，經濟成長快速且成功「追趕」，持續縮小與美國的距離。她說，戰後初期百廢待舉，經濟十分困難，但因為國家與社會、人民的齊心努力，加上合宜的經建政策以及經建官僚扮演重要角色，共同創造所為臺灣的經濟奇蹟。

瞿老師以台積電的設立為例，探討其成為「護國神山」的重要條件，也藉此說明為什麼張忠謀會認為臺灣要打造下一個護國神山並非易事。瞿老師說，從去年至今，台積電的股價已經漲三倍，在臺灣股市的市值超過15兆台幣，佔臺股比重超過30%，全球市值百大排名於年初攀升到第10名，且在半導體IC製造業中，與英特爾、三星競爭前三名，晶圓代工領先世界，是目前臺灣最重要企業／出口廠商。她也指出，台積電主要在臺灣生產，在技術上不斷升級，以高薪招攬人才。

關於台積電於1987年的設立，瞿老師強調李國鼎是「推動者」與「問題解決者」。她說，李國鼎從1976年開始擔任政務委員後主管科技事務，是臺灣科技業幕後推手，且為國外訪客來臺必訪對象，被為「臺灣科技教父」，張忠謀也提過：「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瞿老師指出，1980年代已有數家美國華人IC設計公司，李國鼎等人尋求在臺灣製造IC的可能性，並希望在臺灣設立IC製造公司，他同時也正推動在臺灣設立創投產業──1985年美國漢鼎來臺灣設立子公司。

除了政策推動的關鍵人物李國鼎之外，瞿老師也指出積體電路長期計畫是台積電成功的重要背景之一。1974年美國的RCA專家潘文淵、經濟部長孫運璿、行政院秘書長費驊、工研院院長王兆振、交通部長高玉樹、電信局長方賢齊等人聚會，討論規劃建立臺灣的IC產業。由潘文淵提出具體計畫，海外華人專家組成的美洲技術顧問團（TAC）幫忙篩選技術授權者，工研院電子所負責。兩年後組團赴美國RCA取經，於1980年將工研院電子所實驗工廠成立衍生公司即聯華電子公司。瞿老師說，台積電於1987年設立是這項長期計畫延續性的成果。

人才網絡也是臺灣半導體產業、台積電成功的重要背景條件。瞿老師以工程師及交通大學的校友網絡為例指出，1958年交通大學在臺復校並成立電子工程研究所，數度邀請在美國的專家施敏等人來臺授課，並於1966年6月在臺灣舉辦第一屆「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METS)」。她說，費驊找他的同學潘文淵幫忙時問：「你們這些留美工程師，可以怎麼幫助臺灣？」強調交大的校友網絡、「中國工程師學會」網絡（可上推至詹天佑）以及海外華人包括前述美洲技術顧問團（TAC），對臺灣電子業的發展提供很大的幫助。

瞿老師說，探討戰後臺灣電子產業的發展經驗，我們可以發現經建主事者，推動經濟發展的決心扮演重要角色，她說，當時包括李國鼎在內的幾位重要決策者不時憂慮著「20年後台灣有什麼新興產業？」這個問題。瞿老師指出，1960年代末，臺灣的輕工業、重化工業都已就位或正要開始發展，但是政府的經建決策官僚已經開始思考「下一個新興產業在哪裡？」，發現並決定發展新興的電子業資訊業，於1973年成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推動技術引進與開發。

1980年代臺灣進行經濟、政治、社會全面轉型。瞿老師說，就經濟面來說，正是原先發展模式的成功而帶來轉型的壓力，因為初期模式為發展優先，處於中級工業化階段，匯率低估、保護國內市場、內銷貼補外銷，之後壓力湧現，包括貿易順差快速累積、外匯存底攀升、升值壓力出現，導致股市房市飆漲、消費放緩、超額儲蓄增加。她說，在此情況下美國開始對臺施壓，臺幣對美元升值，政府也放寬資本及外匯管制，進行對外貿易體制自由化，次年政府宣布解嚴，開放國內包括金融、運輸、媒體等在內的特許市場並開啟兩岸交流。

關於政治轉型對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挑戰，瞿老師指出主要有以下幾項：一、如何擴大經濟政策目標，亦即改變發展優先的政策目標，納入環保、勞工等訴求，凝聚新的共識；二、是否仍能維續追求「整體」發展的共識，而不只是個別利益；三、新的主導性理念為何？是否定「發展優先」的政策原則，還是採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理念？最後是兩岸關係的挑戰，亦即政治目標與經濟現實之間的衝突。瞿老師認為就上述幾項臺灣政治轉型對經濟發展的挑戰來看，首先是臺灣在擴大經濟政策目標上的失敗，因為選舉競爭下不易凝聚妥協性、兼容並蓄的共識；其次臺灣未能形成追求「整體」發展的共識，以致產業政策短期化、失敗（如DRAM與面板的發展）與缺席；再者為以新自由主義為新的政策主導性理念，忽視甚或否定產業政策的重要性與必須性；最後是在兩岸關係及其發展上，未能成功處理政治目標與經濟現實的衝突。

瞿老師指出，實質薪資停滯或可說是前述臺灣政治轉型之後所面臨的經濟發展挑戰的嚴重影響。她以1971至2017年固定資本形成淨額（去掉折舊後的淨投資額）占GDP比例呈現下降的趨勢為例表示，因為缺乏領導性新興產業、投資不振、升級乏力、資金過剩，致使臺灣經濟陷入「低投資──低成長──低薪資──低物價──低預期」的低發展循環。

瞿老師以臺灣的「勁敵」韓國為例進行比較指出，兩國面臨類似處境與條件包括全球化、升級壓力、少子化、政治競爭激烈等，但是南韓國家認同一致，政府持續施行產業政策，包括文化政策且維持高投資率，並點出臺灣經濟產業發展的另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亦即臺灣市值前十大的企業都是半導體、電子與石化產業老面孔，但是韓國卻換血成功出現鋰電池、生技、網路等具競爭力的新興產業。

演講結語中瞿老師強調，臺灣戰後初期經濟發展的成績十分優異，奠立今日富裕的基礎，而臺灣的轉型是必要的，不管是在政治、經濟、社會層面皆然，但是政治轉型如何進行、如何繼續維持經濟發展，對臺灣的永續發展是嚴肅挑戰，亟需反思與有品質的政策討論或公共辯論。持續經濟發展才能促進薪資增長、帶來經濟發展願景，而這對年輕世代的影響特別大。演講結束後的問答時間，與會者與瞿老師踴躍交換意見。有問及國家主導的產業發展政策的失敗案例，例如以資策會為主的軟體產業，也有與會者認為美國因素，對臺灣經濟發展及其轉型的影響，也許超過兩岸關係或中國因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