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政社科院PPESA哲學講座 林遠澤談西方現代性危機與東亞文化未來
日期 :
2020-10-26
單位 :
國傳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社會科學學院訊】
社會科學學院人文領袖榮譽學程（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Arts；PPESA）於10月20日中午舉辦哲學講座，邀請到文學院哲學系系主任林遠澤以「西方現代性的理性病理學診斷與東亞文化的未來」主講，吸引許多社科院、法學院與傳播學院同學參加。
社科院院長江明修特別到場致頒感謝狀，並於致詞時表示，PPESA學程很高興有機會跟文學院合作，舉辦哲學講座，並邀請到林老師擔任主講。他說，主流社會科學的研究非常強調經驗研究跟價值中立，但是社會與國家的進步往往需要批判思維，而哲學知識則是訓練批判思維與能力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此次講座內容豐富，林遠澤共分為三個部分：「啟蒙理念與西方現代性的危機」、「批判理論的病理學診斷與處方」及「儒家的現代化轉型與東亞文化的未來」。首先他指出，概括來說「西方理性主義」（Okzidentaler Rationalismus）即是指一種依據價值中立的科學—工具合理性，以對自然法則以及人類的社會行為進行合理可計算之數字化管理與控制的一種思想文化，而西方現代化透過理性所追求的合理化，建構出「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與「官僚科層制的國家統治」以落實啟蒙運動所追求的「自由」與「平等」的理念。
接著林遠澤從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出發，說明西方現代性何以出現啟蒙辯證的危機。他說，一是因為系統（即前述資本主義體制與法治國的官僚科層制國家統治）對於生活世界的殖民，二是因為人類文明的再野蠻化。前者是指「隨著分工愈加細密，社會結構的功能分化與社會互動之利害相關的影響愈形複雜，以至於我們愈來愈需要依靠制度性的系統運作，以解決涉及社會所有人在各個層面上所面臨的爭議裁決與合作的目標達成等社會複雜化問題。」
由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科層官僚制的國家統治，對於社會複雜化問題提供更正確、更有效率的解決，」林遠澤強調，「它因而逐步取得了脫離個人意志的系統自發性；它們自行依據貨幣與權力資源的合理化分配，而有自身獨立的邏輯思考運作。」其後果為何？林遠澤說，就是在現代生活中，系統運作的自發性因而逐步取代個人實踐理性決定的自主性，西方現代社會因而出現「道德的私有化」（Privatisierung des Gutes）與「實證法的去道德化」（Entmoralisierung des positiven Rechts）這種兩極分化的現象。由於道德的實踐理性是完全蒼白無力的，以致於那些能規範經濟與政治系統運作的力量，只能來自於權力與利益的威脅與利誘。
關於「人類文明的再野蠻化」，林遠澤說，「現代的經濟系統與政治系統之所以能夠非常有效的運作，必須先預設人人都是追求個人生命自我保存之極端自私與僅是恐懼死亡的存有者。」他指出，如現代政治學之父霍布斯（Thomas Hobbes）、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他們為使政治學與經濟學能成為一門科學，以證成或指導當代政治與經濟系統的運作，即借鏡牛頓物理學的科學方法。
林遠澤說，「類比於物理學，霍布斯在政治生活中找到對死亡的恐懼，而斯密則在經濟生活中找到人類的自私心，來做為在政治與經濟系統中，能夠持續不斷推動人類行為的基本動力。根據人類最原始的死亡恐懼與自私等自我保存的衝動，我們即能理性地論證出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與科層官僚制的國家統治，才是我們在理性上的最佳選擇。」
林遠澤接著以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來說明《啟蒙的辯證》所突顯的現代性弔詭，亦即人類實踐理性真正的二律背反，意指「人類作用於真實社會發展中的理性，自身無法避免會同時產生解放作用與病態現象的二律背反。」他強調，「社會學若不能全面闡釋現代性弔詭在理性自身中的發生根源，那麼現代化即是理性化的主張，將會在經驗實證的研究觀點中，把病態不真實的社會現象視為是理所當然的真實，從而使得社會學的知識最多只能用來為社會宰制的工具性操控服務。」林遠澤特別指出，由此可見哲學批判思維對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性。
但現代性的危機是否能在道德與法律的層次就能得到解決？林遠澤說，理性自然法（抽象法）所主張的個人自由（主觀權利），將使人仍侷限於恣意的主觀性中，而自律道德一旦脫離他在生活世界中的歷史脈絡，即有無法應用或缺乏實踐動機的難題。他因此認為，我們應該回到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的思考，強調倫理性（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的重要，並更具體地以Axel Honneth的理論為例強調「承認」（recognition）與以相互承認為基礎的「社會自由的倫理性」，亦即「人的自我實現必須預設有相互承認的社會自由做為基礎，因而應以相互承認的人倫關係，做為法治國的民主倫理性基礎。」
在前述對西方現代性的理性病理學診斷以及法蘭克福批判理論的基礎上，林遠澤進一步說明做為東亞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倫常啟蒙辯證，並認為儒學是嘗試以人倫常道建構禮治社會的實踐哲學，且主要是孟子以「仁義」作為人倫內在道德性的基礎，荀子以「禮樂」為人倫外在規範性的基礎。但林遠澤指出，人倫作為人際之間的道德具有以下三種特性：「情感先在性」、「無可取代的個人特殊性」以及「非對等性關係」，容易導致偏私的道德與威權的政治。
林遠澤最後指出，21世紀儒學的重構應以「仁學」與「禮治」的重新理解為基礎；透過「仁說」之「關懷倫理的道德差等性」及其「具體實踐上的推擴普遍性」，才能將基於血親倫理而具有社會等級制差異的周禮（宗法封建制度）轉化成「禮治國家」（為國以禮），並透過「正名論」的「道德文法學」，才能為禮治之社會立憲提供公共立法的程序，使社會整合具有客觀可遵循的共同規範。
江院長表示，這場哲學講座非常精彩，也明確指出批判思維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意義以及人文領袖培養的重要性，誠摯邀請林老師日後再度撥冗至社科院 PPESA學程進行演講。
社會科學學院人文領袖榮譽學程（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Arts；PPESA）於10月20日中午舉辦哲學講座，邀請到文學院哲學系系主任林遠澤以「西方現代性的理性病理學診斷與東亞文化的未來」主講，吸引許多社科院、法學院與傳播學院同學參加。
社科院院長江明修特別到場致頒感謝狀，並於致詞時表示，PPESA學程很高興有機會跟文學院合作，舉辦哲學講座，並邀請到林老師擔任主講。他說，主流社會科學的研究非常強調經驗研究跟價值中立，但是社會與國家的進步往往需要批判思維，而哲學知識則是訓練批判思維與能力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此次講座內容豐富，林遠澤共分為三個部分：「啟蒙理念與西方現代性的危機」、「批判理論的病理學診斷與處方」及「儒家的現代化轉型與東亞文化的未來」。首先他指出，概括來說「西方理性主義」（Okzidentaler Rationalismus）即是指一種依據價值中立的科學—工具合理性，以對自然法則以及人類的社會行為進行合理可計算之數字化管理與控制的一種思想文化，而西方現代化透過理性所追求的合理化，建構出「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與「官僚科層制的國家統治」以落實啟蒙運動所追求的「自由」與「平等」的理念。
接著林遠澤從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出發，說明西方現代性何以出現啟蒙辯證的危機。他說，一是因為系統（即前述資本主義體制與法治國的官僚科層制國家統治）對於生活世界的殖民，二是因為人類文明的再野蠻化。前者是指「隨著分工愈加細密，社會結構的功能分化與社會互動之利害相關的影響愈形複雜，以至於我們愈來愈需要依靠制度性的系統運作，以解決涉及社會所有人在各個層面上所面臨的爭議裁決與合作的目標達成等社會複雜化問題。」
由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科層官僚制的國家統治，對於社會複雜化問題提供更正確、更有效率的解決，」林遠澤強調，「它因而逐步取得了脫離個人意志的系統自發性；它們自行依據貨幣與權力資源的合理化分配，而有自身獨立的邏輯思考運作。」其後果為何？林遠澤說，就是在現代生活中，系統運作的自發性因而逐步取代個人實踐理性決定的自主性，西方現代社會因而出現「道德的私有化」（Privatisierung des Gutes）與「實證法的去道德化」（Entmoralisierung des positiven Rechts）這種兩極分化的現象。由於道德的實踐理性是完全蒼白無力的，以致於那些能規範經濟與政治系統運作的力量，只能來自於權力與利益的威脅與利誘。
關於「人類文明的再野蠻化」，林遠澤說，「現代的經濟系統與政治系統之所以能夠非常有效的運作，必須先預設人人都是追求個人生命自我保存之極端自私與僅是恐懼死亡的存有者。」他指出，如現代政治學之父霍布斯（Thomas Hobbes）、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他們為使政治學與經濟學能成為一門科學，以證成或指導當代政治與經濟系統的運作，即借鏡牛頓物理學的科學方法。
林遠澤說，「類比於物理學，霍布斯在政治生活中找到對死亡的恐懼，而斯密則在經濟生活中找到人類的自私心，來做為在政治與經濟系統中，能夠持續不斷推動人類行為的基本動力。根據人類最原始的死亡恐懼與自私等自我保存的衝動，我們即能理性地論證出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與科層官僚制的國家統治，才是我們在理性上的最佳選擇。」
林遠澤接著以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來說明《啟蒙的辯證》所突顯的現代性弔詭，亦即人類實踐理性真正的二律背反，意指「人類作用於真實社會發展中的理性，自身無法避免會同時產生解放作用與病態現象的二律背反。」他強調，「社會學若不能全面闡釋現代性弔詭在理性自身中的發生根源，那麼現代化即是理性化的主張，將會在經驗實證的研究觀點中，把病態不真實的社會現象視為是理所當然的真實，從而使得社會學的知識最多只能用來為社會宰制的工具性操控服務。」林遠澤特別指出，由此可見哲學批判思維對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性。
但現代性的危機是否能在道德與法律的層次就能得到解決？林遠澤說，理性自然法（抽象法）所主張的個人自由（主觀權利），將使人仍侷限於恣意的主觀性中，而自律道德一旦脫離他在生活世界中的歷史脈絡，即有無法應用或缺乏實踐動機的難題。他因此認為，我們應該回到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的思考，強調倫理性（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的重要，並更具體地以Axel Honneth的理論為例強調「承認」（recognition）與以相互承認為基礎的「社會自由的倫理性」，亦即「人的自我實現必須預設有相互承認的社會自由做為基礎，因而應以相互承認的人倫關係，做為法治國的民主倫理性基礎。」
在前述對西方現代性的理性病理學診斷以及法蘭克福批判理論的基礎上，林遠澤進一步說明做為東亞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倫常啟蒙辯證，並認為儒學是嘗試以人倫常道建構禮治社會的實踐哲學，且主要是孟子以「仁義」作為人倫內在道德性的基礎，荀子以「禮樂」為人倫外在規範性的基礎。但林遠澤指出，人倫作為人際之間的道德具有以下三種特性：「情感先在性」、「無可取代的個人特殊性」以及「非對等性關係」，容易導致偏私的道德與威權的政治。
林遠澤最後指出，21世紀儒學的重構應以「仁學」與「禮治」的重新理解為基礎；透過「仁說」之「關懷倫理的道德差等性」及其「具體實踐上的推擴普遍性」，才能將基於血親倫理而具有社會等級制差異的周禮（宗法封建制度）轉化成「禮治國家」（為國以禮），並透過「正名論」的「道德文法學」，才能為禮治之社會立憲提供公共立法的程序，使社會整合具有客觀可遵循的共同規範。
江院長表示，這場哲學講座非常精彩，也明確指出批判思維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意義以及人文領袖培養的重要性，誠摯邀請林老師日後再度撥冗至社科院 PPESA學程進行演講。
